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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一年多的新“整風”正深刻觸動中國黨政部門的“三公”變局公佈“八項規定”以來，全國減少政府開支約達到數千億元規模
　　從“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到“反四風”，再到“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持續一年多的新“整風”正深刻地觸動中國黨政部門的“三公”變局——— 從賀卡到用車，曾經無法言說的“灰色利益”、“隱性福利”，在這一年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財政收入增長有限的情況下，2013年10月政府存款餘額創紀錄地達到41163億元。其實，自2013年5月起，這個數字一直在3萬億元的高位運行，2012年內則大多處在2萬億元區間。
　　儘管還未公佈年度數據，但新一屆中央和政府在執政第一年落實“三公”經費只減不增的承諾，態度堅定，手段有力。
　　比如，徘徊十年有餘的公車改革，始終在利益博弈中往來反覆，希望找到微妙的平衡點。如今，在“洗洗澡、治治病”這一原則指導下，正以幾乎“一刀切”的方式強力推進。
　　僅以公開報道估測，2012年12月公佈“八項規定”以來，全國減少政府開支約達到數千億元規模。如果能在年底繼續利用“整風”威力遏制突擊花錢，效果將更為彰顯。
　　從更長久影響看，這次嚴厲且力度不衰的“整風”，已為政府改革提供了空間和契機，輔之以制度變革，中國官場生態或將有入骨之變。
　　“三公”減了上千億
　　一年前出台的中央“八項規定”，一半內容與經費直接相關，而“精簡文件簡報”、“改進警衛工作”等也都與財政開支有極大關係。
　　緊隨其後出台的“六項禁令”，全部內容則直接指向開支。
　　與2013年上半年多個總體規定不同，到年中中央決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之後，7月至12月期間，中央及部委先後下發9項規定、條例，具體指向樓堂館所、晚會、“兩節”、會議、賀卡、煙花爆竹、喪葬、私人會所，等等。
　　所有這些規定都在軍隊系統得到迅速而強烈的回應。
　　面對貫穿全年的中央級“禁令”，以及地方成千上萬的實施細則，迎面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八項規定”到底有何直接成效？簡單而言，多少錢，可以量化這種成效？
　　據《福建日報》報道，“八項規定”和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厲行勤儉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重要批示下發後，福建省委、省政府及時出台實施辦法，提出4大項22條具體規定。這樣，2013年上半年與2012年同期相比，福建省(含各設區市與省直單位)共減少“三公”經費支出近5億元，下降24.73%。
　　在江蘇，“三公”支出與2012年同期相比，平均降幅達到34%。
　　安徽省，前8個月“三公”經費減少3.8億元，減少13.9%。
　　由於並非所有省級行政單位都已公開其“三公”經費數據，綜合目前各地公開報道看，各省本級、全省“三公”經費下降幅度在15%至30%之間。
　　只看這些數字，也許還不足以感受到“整風”的強勁力度。對比2013年初政府預算中“三公”支出的“預計降幅”，過去一年來“整風”的收效更易感受。
　　另一組數字是：根據財政部公佈的2013年中央單位“三公”經費預算，公務接待費14.34億元，與2012年預算執行數相比將減少0.64億元，下降4.46%。而年末的“整風”成效是，中央國家機關各單位各部門公務接待中的餐飲經費下降了60%。
　　2013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預算79.69億元，僅比2012年的預算執行數減少了1.26億元，下降1.58%；根據目前公開“三公”經費的省部級單位的數據，在2013年初，“三公”經費預算較2012年的下降幅度基本都在5個百分點以內。而實際結果是，降幅在15%-30%之間。
　　當然，還有一些下降“極其巨大”的例子。如在廈門，2013年前7個月思明區招待費同比下降71.77%，集美區下降74.9%，市紀檢監察系統“三公”經費同比減少63.2%。
　　難以估測的壓縮
　　“三公”經費未必是受“八項規定”等舉措影響最大的政府開支。
　　在雲南，“三公”經費同比壓縮了2.82億元，同時省第二屆少數民族文藝匯演經費預算從2200萬元壓縮到850萬元，亞洲藝術節經費預算從5000多萬元壓縮到1000多萬元。僅此兩項的經費節省就達到5000萬元規模。
　　再如，中央紀委駐農業部紀檢組組長朱保成在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談話時曾透露，“八項規定”出台不久，正值農業部籌備召開全國農業工作會議，部黨組立即調整會議安排，不安排表彰儀式，不發獎品獎金，僅此一項就減少經費1140萬元。
　　9月23日，財政部、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聯合對外發佈修訂後的《中央和國家機關會議費管理辦法》。新辦法於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推進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制度建設和改進會風。
　　隨著“三公”經費公開以及2012年底開始的“整風”活動，會議開支逐漸成為一些部門和單位“三公”的變相出口。
　　而由於2013年的會議大多在2012年確定，受到的影響尚且有限，因此2014年才是政府會議的“挑戰之年”，其約束力並將波及國企、事業單位和院校等。
　　實際上，由於一直缺乏相對全面、細緻的政府開支明細，“八項規定”的確切成效尚難估測。
　　比如，反腐專家葉青就表示，過去一二十年，強勢部門在不少地方的鬧市、旅游點都設有賓館、培訓中心等，“過去每個部門都搞賓館，有會議都到賓館里開，現在已經不能那麼搞了。比如東北某地級市地稅局，就有自己的農場，裡面有高檔別墅，可以開會、吃喝玩樂。現在‘八項規定’出來之後，就不行了。”
　　公車費用最難控制
　　整改內容眾多，但從各地的整改公報看，招待費用和會議開支都是降幅很大的部分，基本都可達到30%以上。但公費出國、公務用車開支的壓縮空間似乎有限。
　　趙振華說：“我們可以看到，招待費用確實有了大幅下降。我覺得下一個需要嚴格控制的應該是公務用車費用，這裡可能還有大幅度下降的空間。從目前的數據來看，出國費用降幅比較小，可能確實有出國需求，比如招商引資、對外交流等需要。當然，在具體層面如何規範出國的人數、次數以及經費標準，值得認真思考。”
　　根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佈的數字，截至2013年9月30日，各省區市查處違反“八項規定”14839起，處理16699人。其中違反公車管理使用規定的案件數量為4851件，占比接近1/3，居各類問題之首。“‘三公’經費中公車費用最難控制，因為吃喝可以停，但公車隨時都在使用，這方面開支的下降幅度也是較低的。”葉青說。“公車改革”已是老生常談。在葉青看來，官員自身利益和觀念是公車改革最突出的兩大阻力。此前各地的公車改革，大多將精力集中在“補償”問題上，也就是官員不坐公車，要給予何種補償。這種出發點所導致的改革方案，主要在取消何種級別用車、給予多少補貼上糾纏不休，而無論結果如何，往往都會受到外界的強烈抨擊和質疑。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將“取消一般公務車”。在這種近乎“一刀切”的規定頒佈一周之後，媒體就紛紛報道各地機關、事業單位的車隊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
　　葉青說，公車改革越徹底越好，以此可降低監督成本。“中國太大，公車太多，必須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
　　需要誰配合
　　相比眾多“規定”、“禁令”，2013年11月頒佈的《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正式以黨內法規的形式規定了“整風”的路徑和規則。
　　對比199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制止奢侈浪費行為的若干規定》，在此次頒佈的新條例中，預算與制度、嚴控、監督一起成為關鍵詞。
　　特別是以預算管理、會計為核心的經費管理，更是被提至總則之後的重要位置。而在1997年的那份規定中，前言後的第一條是“嚴格控制新建和裝修辦公樓”。
　　葉青希望，經過三五年的努力，“能夠在官場形成一種清爽的風氣，大家就好像君子之交，真正合作共事，而不是通過喝酒去融洽關係。我在機關獃了10年，原來我看大家關係好不好，就是酒喝多少，寧可傷身體也要多喝。如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不僅是身體的問題，還涉及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我希望這個關係越來越清淡，越來越和諧。”
　　“我們要搞清楚哪些是必須開支的‘三公’經費，哪些是不必要的。要維護國家機器的運轉，有些支出是必要的。”趙振華說。
　　他的願望是，整改活動能夠與之前步履維艱的預算公開等改革措施結合，“這兩方面本來就是一致的，公開預算從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三公’經費支出，比如招待，吃了什麼飯這些都公開了，問題也就解決了。”
　　這要求“整風”更加細化制度建設。趙振華解釋，比如，各地物價水平不同，所以“三公”經費縮減也需要從實際出發作出規範。
　　1983年至1987年間的全面整黨整風曾提出：“要在今後五年內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此後執政黨也曾進行過幾次大規模整風，包括近十多年來為人們所熟知的“三講”教育和“保先”教育。
　　這些整風活動各具特色，但人們對其效力和持久性仍有極高的期待。
　　這一年來，“嚴厲”已成為本輪“整風”的鮮明指標，而“制度化”則成為促使其持久深入的保證——— 事實上，“制度化”的推進步伐決定著此次整風能否在執政黨的歷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記和獨特的地位。人們的期待是，“整風”不會止步於2014年，並將以制度革新深植於執政黨的精神氣質與肌體骨髓。 (瞭望東方周刊)
　　（原標題：“八項規定”一年紀事）